刘少奇和彭德怀都出生于1898年，彭德怀年长1个月。刘少奇是宁乡花明楼人，彭德怀是湘潭乌石人，两地相距不过60公里。在早年求学经历中股票杠杆是多少，两人都有入读湖南陆军讲武堂的经历：1917年刘少奇进入新创办的湖南陆军讲武堂学习，但受护法战争影响，讲武堂当年解散。1922年夏，湖南陆军讲武堂得以恢复，同年彭德怀考入讲武堂。这时刘少奇刚从苏俄留学回国不久。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有过诸多合作，在共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征程上留下了光辉耀眼的足迹。
相识在长征途中
1934年10月，因为军事路线上的“左”倾错误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1935年1月，刘少奇与彭德怀都参加了决定党生死存亡的遵义会议，都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与彭德怀才正式相识。彭德怀回忆：“军委派刘少奇来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原主任袁国平调军委另行分配工作。在遵义会议时，毛主席向我介绍：这是刘少奇，很早加入党，中央委员。以前我不认识刘少奇。”遵义会议前，刘少奇是红五军团的党代表，彭德怀是红三军团军团长。
遵义会议后不久的2月上旬，刘少奇调任红三军团代政治部主任，与彭德怀共事。当时，因为经历了几个月的战略突围和战略转移，队伍减员严重，军心不稳。战士们并不惧怕为革命牺牲，但害怕因负伤、害病而掉队，同时，丢失根据地的挫败感、对战略转移形势的担忧，也造成了一些不安定的情绪，红三军团急需一位擅长做政治工作的领导人来稳定军心、统一思想、指明方向。
彭德怀对刘少奇来红三军团非常欢迎。在刘少奇了解红三军团的情况时，彭德怀向刘少奇详细介绍了指战员的思想状况，他说：“现在部队的普遍情绪，是不怕打仗阵亡，就怕负伤；不怕急行军、夜行军，就怕害病掉队，这是没有根据地作战的反映。遵义会议决定在湘鄂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大家都很高兴，但传达讨论不深入……”
刘少奇对这些情况都非常重视，经常在行军或驻扎期间做指战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坚定他们对前途的信心。对于遵义会议精神传达讨论不深入的问题，刘少奇多次告诉战士们，毛主席又回到中央了，红军有希望了，将毛泽东在红军中建立起来的崇高声望转化为必胜信念。刘少奇还经常与彭德怀、杨尚昆一起就战士们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交换意见，得到了彭德怀的支持和杨尚昆的协助。1935年3月，刘少奇在贵州鸭溪主持召开红三军团团以上政治工作干部座谈会，研究干部、战士普遍存在的思想问题，并就党的支部工作、干部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等问题讲话，进一步坚定全体指战员对革命前途的信心，强化他们对革命的必胜信念。会后，刘少奇与杨尚昆将红三军团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电告党中央。
这些举措，对红三军团统一将士思想、提振士气产生了积极作用，也让彭德怀更加钦佩刘少奇的政治素养和思想政治工作水平。
在抗战上渐趋一致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7月16日，开完中共苏区党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的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从延安出发前往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驻地在陕西泾阳云阳镇），向彭德怀等传达中央关于华北抗战工作的指示精神，随后赶赴太原，重新组建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机关，并任书记。
8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从8月下旬开始，八路军主力陆续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战前线。9月11日，八路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
9月21日，八路军总部到达太原。随即，刘少奇领导的北方局班子成员同中央代表周恩来，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等将领，在太原成成中学（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召开联席会议，就抗日战争形势和八路军的行动、发动群众、扩大八路军以及如何保卫山西太原等问题进行讨论。刘少奇认为，要广泛地准备游击战争，扩大八路军到拥有数十万人枪的强大的集团军，建立起很多根据地，才能担负起独立坚持华北抗战的重大任务。他认为太原是保不住的，中心任务应是发动群众，党员干部应脱下长衫去农村组织游击队。但与会的一些八路军将领并不同意刘少奇的意见，彭德怀等认为联合国民党进行顽强的正规战有可能抵挡住日军前进，而且扩大八路军数十万人枪的任务会引起统一战线的破裂。由于参会人员存在较大争论，会议一直进行到翌日凌晨两点仍没有完全统一思想。实际上，刘少奇与彭德怀等争论的焦点在于，第二次国共合作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队伍所应采取的抗日方式及应不应该放手发动群众、发展队伍等问题。这是全民族抗战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出现的难以抉择的问题，产生争论无疑是正常的。彭德怀后来回忆说：“我当时对于‘运动战’和‘游击战’这两个概念主次是模糊的。”刘少奇和彭德怀虽然在战争方式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挽救民族危亡的目标上是一致的。同时毛泽东也致电八路军总部，强调：“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彭德怀对游击战争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与刘少奇的考量渐趋一致。
抗战时期，为了做好国民党的统战工作，推动共同抗日大局，彭德怀在周恩来领导下，与刘少奇相互配合，加强与华北地区国民党将领的联系，引导、增强他们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和决心，如对阎锡山、卫立煌等的统战工作，推动了八路军入晋并开展抗日事宜，取得平型关大捷，建立起牺盟会、决死队等多种形式的抗日武装力量，推进了八路军与第一战区部队的协同作战。
1955年9月27日，刘少奇向被授元帅衔的彭德怀敬酒祝贺
1942年9月21日，完成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重任的刘少奇，在从华中回延安途中收到毛泽东的电报。按照“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的指示，刘少奇赶赴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驻地山西辽县麻田村，与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彭德怀就如何继续坚持华北抗战交换意见。
这次考察，刘少奇对华北地区的抗战工作给予肯定，也对华北群众工作存在的问题给予了批评，认为华北“群众没有真正组织起来改造其意识，因之群众无积极性参加抗战，参加民主”。由于批评比较尖锐，彭德怀并不完全接受。彭德怀后来对杨尚昆说，当时两人还因此拍了桌子。但经过刘少奇的一番说理，彭德怀的工作力度和方式有了较大改变。彭德怀决心以总部所在地麻田为试点，深入开展减租减息工作。后来，贫苦农民的经济状况得到切实改善，抗日根据地的群众基础大为巩固，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工作由此发生重大转折。彭德怀更加深刻领会到抗日战争中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重要性。
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彭德怀高度评价了刘少奇在全民族抗战时期强调独立自主坚持游击战争的观点。他说：“这一道理，在今天看来，这是极平常简单的，是很容易的，但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事。在这里证明了刘少奇同志不仅有白区城市工作的经验，他也懂得农村的敌后战场。”
刘少奇与彭德怀共同经历了重重考验，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两位湖南籍革命家都有着一股“霸蛮”的脾气：一位更理性，擅于分析说理；一位更直率，精于统军作战。彭德怀在与刘少奇共事期间，许多时候是初期不理解，但经过刘少奇的理性分析后转而信服。两位忠诚耿直的老一辈革命家，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他们的崇高风范和优良作风，值得我们永远学习、铭记和弘扬。
原文载《湘潮》2026年3月 总第604期股票杠杆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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